《商船所至 海权所至——吴淞商船学校沿革实话》

说到中国近代商业航运历史，一定饶不开盛宣怀其人，以及由他兴办的轮船招商局。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常州武进人，秀才出身。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曾先后效力于“北李”（鸿章）“南张”（之洞）这两位洋务派骨干，是一位身兼“官办商人、买办，政治家、企业家和教育家”等多重身份的特殊人物，更由于其与众不同的经历，故享有“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等诸多美誉。

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

在盛宣怀参与创造的一项项“中国第一”中，排在首位的就是“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招商局兴办的大背景是“五口通商”后，清政府担心航运利益被洋人独揽，经过一系列权衡，最后确定了以“官督商办”模式开办航运企业，并于1872年12月26日批准了李鸿章正式向清廷上奏的《试办招商轮船折》。而这一天也就成为招商局的诞生日。盛宣怀于1873年起就任招商局会办，1886年任招商局督办，一直到1903年卸任，前后经营20年，是招商局举足轻重的“开山”人物。

也许正是因为盛宣怀开办轮船招商局的经验，使他对航运业经营和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有足够的了解。因此为保证所办实业的成功运行，他后来兴办了多所新式学堂，用以培养实业亟需的各类人才，其中就包括了航运类学校。寻根溯源，吴淞商船学校与盛宣怀开办实业、大兴教育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这一推论并无牵强之嫌。

2012年发行的招商局创办140周年纪念邮票（之一）

1890年代中期，盛宣怀经几次上奏，获清政府批准后，用经营轮船和电报两家公司的经费创办了两所西式教育中心：天津西学学堂（1895）和上海南洋公学（1896）。盛宣怀亲自担任南洋公学督办，公学初建于上海徐家汇，分设师范院（师范学堂）、外院（附属小学堂）、中院（中学堂）、上院（大学堂）等“四院”。每年办学开支约银十万两，“其中招商局岁拨六万两、电报局岁拨四万两。南洋公学所有学生都不纳学膳费，且月有奖金以资鼓励”。

南洋公学校门

1905年3月16日，南洋公学改隶清政府“商部”，之后改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盛宣怀也由此正式卸去“南洋公学”督办之名。实业学堂分预科和专科，学堂监督（校长）杨士琦（1862～1918）主张“中体西用”的办学方向，制订了“求实业、以能见诸实用为监督”的办学方针，陆续设立的专科包括：商业、航海、机轮、电机四科。以后又增设铁路工程班，此为设置工科的开始。

1906年，清政府增设“邮传部”，主管全国“铁路、轮船、邮政、电政”四政。根据这一变动，学堂随之改隶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7年，唐文治（1865─1954）接任学堂监督，停办“商科”，改变学堂性质为纯粹的“工科学堂”，初设铁路、电机、土木、邮政等专科，1909年7月增设船政科，为筹设商船学校做准备。

著名教育家唐文治

1909年9月7日，“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在《申报》刊登“招考船科学生广告”，这一天被后来的中国航海界极为看重，视其为“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源点。其实，这个说法有着明显的漏洞，一是根本没有考虑此前四十年间中国近代海军的航海教育实践，二是将作为航运系统教育的“船科”简化为“航海”一科。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1909年只应该算作“中国高等商船航运教育”的“元年”，其中的航海教育部分只是延循了中国近代海军航海教育的脉络。

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的举办，恰逢清末航运事业迅速发展，迫求需要大量高级航海人才之时，因而逐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10年（宣统二年）夏季，“在实业学校对门购定房屋设立商船驾驶科，请英国毕业生夏君应庚，名孙鹏为科长”（唐文治语）。

吴淞商船学校位置示意图

之后不久，邮传部于1911年2月“电嘱” 唐文治，拟在“吴淞炮台湾建商船学校”。之所以选择在吴淞口建校的理由，在盛宣怀在1911年4月16日呈给宣统皇帝的“筹办商船学校大概情形摺”中阐述的非常清楚。在这份类似于今天的建设项目建议书的奏折中，关于项目的必要性是这样说的：“维商务振兴必藉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规模愈达，成材愈多，洵为盛事”；“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于路电两科外，已设立高等船政专科，惟人数不得多，拟即就此扩充，添招学生名数，以为商船学校之基础。一面在吴淞建筑校舍，俟工竣后将学生移入该校”。关于学校选址在吴淞的依据是：“吴淞江面宽阔，各国商船络绎往来，地居南北之中，交通至便，毗连濬浦局船澳，建筑船校为天然适当之区”；关于已有的建设基础条件是：“翰林院修撰张謇愿将上海吴淞口渔业公司地基并所领官款六万元呈送”。

初建成的吴淞商船学校校园（油画）

在这个背景下，唐文治“亲往相度地势，命工师绘图，克日兴工，请陆勤之先生监造”， 因为所具备的建设条件比较充分，各方面配合得当，商船学堂新校舍于当年“八月（1911年9月）即竣工”。但还没等商船学堂入驻，“辛亥革命”即爆发，一切工作都随之停顿。改朝换代后的1912年，民国政府交通部将前清“高等商船学堂”纳入辖制，改名为“吴淞商船学校”。从此，原来隶属于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商船学堂”亦就正式脱离“南洋系”， 于同年9月22日迁入吴淞校舍，开始了独立办学之路。

关于吴淞商船学校的办学方向与指导思想，就不能不说到它的实际创始人唐文治先生。 唐文治，字颖侯，号蔚之，晚号茹经，1865年生于江苏省太仓。自幼饱读诗书，16岁考中秀才，28岁考中进士，任户部江西司主事，走上仕途。1902年5月，唐文治以三等参赞衔随镇国将军载振赴英，参加英国新君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去英回国之后，又出访比、法、美、日等国。两次出国，他对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情况进行了广泛考察。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对素怀“兴邦强国”之志的唐文治具有很大吸引力。他非常赞赏“名儒名相都出其中”的牛津大学。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者，唐文治以后所以弃官办学，即源于此。

唐文治作为曾经见多识广的“京官”，担任区区一所“实业学堂”的校长，在旁人眼里似乎不可思议。然而，这正是唐文治的“卓而不群”之处，也是他能流芳后世之处。在他的精心筹划与操办下，才有了“商船学堂”的创立，为其后的“吴淞商船学校”打下基础。1911年7月，在“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开学典礼上，唐文治发表训词，特别说到：“诸生今日来校学习航海，日后，个个要到海上做事，看大浪，吹巨风......诸生应记得，商船驶到国外，其实是国家的势力所达之处......而国家一旦有事，诸生即是海军，故东西洋各国，均特别优待商船人才......愿诸生学成致用，不负厚望。”在这里，唐文治第一次明确了“商船所至，海权所至”的思想，明确了商船人才的“准海军”性质，从而明确了商船学校就是培养代表国家行使“海权”的“准军事化”专门学校。 ﹝顺便说明：吴淞商船学校的母校“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亦于1911年秋季更改校名为“中国南洋大学堂”，成为后来的国立交通大学之前身。其后轨迹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12-1921) 、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21-1922）、国立交通大学（1928-1942）。﹞

吴淞船校首任校长萨镇冰

1912年，中华民国开元，百废待兴。而就在开国不到三个月，交通部就为这所民国第一所商船学校物色了一位“于航政一门学术最优，经验尤富”的“航海专家”出任校长，而这位重量级人物就是刚刚在几个月前不愿下命令开炮镇压“武昌起义”，黯然出走的前清海军大臣萨镇冰（1859─1952）。这不能不说是对这所学校重视之至。

初期，学校仅设驾驶科，分为正科和普遍科两种。正科招收中学毕业生，专授驾驶学及与航海有关的科学。普通科授以中学的普通学科及与航海有关的科学。学制三年，在校学习两年，一年上船实习。驾驶科开设天文、船艺、船经学、水道测量、航政、海商等28门学科，每周63学时。

保民号练习船

作为“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的萨镇冰，擅长驾驶，航海经验丰富，出任校长后，一直鼓励学生要勤学努力，为国争光，深得同学的尊敬和爱戴。除了重视教学外，萨镇冰还十分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了推动学生体育活动，萨镇冰亲自监制各种训练器材；为了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环境，萨镇冰积极与海军部商定，拨借一艘1885年由江南制造局建造的“保民”号军舰修整后作为学生的实习船用，并委任一位英籍教员为船长，率领学生上船实习。正科毕业生往后可以充任船长，普通科则可担负船长以下的各等职务。

1913年8月，萨镇冰奉命督办吴淞水陆警察事宜，吴淞商船学校事务改由教务长夏孙鹏代理。1911年至1914年，包括之前的船（政）科学生在内，学校共招收六届，毕业72人。按道理，随着中国航运业的兴起，商船学校毕业生应该供不应求，但是因为当时中国航海主权受外国人控制，商船的船长、大副、二副及轮机长等要职都由外国人把持，因此造成中国人自己培养的商船航海人才无法就业。再加上民国初期，政局混乱，最终吴淞商船学校于1915年因办学经费和人才出路困难等原因，造成其历史上的首次停办。

商船学校停办后，全部校舍、实习船及书籍仪器等教学资源均由北洋政府海军部接收，改为海军学校，命名为“吴淞海军学校”。其办学使命确定为海军高级学校，生源主要为经过“烟台海军学校”三年普通科学习的毕业生，在此学习二年的专业课，学习合格毕业后到海军任职。办校初期，同时接受了原来吴淞商船学校的11名航海班在读生为学员。

吴淞海军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基础课包括：化学、物理、微积分、解析几何、力学；专业课包括：驾驶课法、轮机、航海日课、海图测量、天文理法、天文用法；军事课包括：兵操、射靶等。应该说，学生如果能够全面掌握这些课业，已经具备一名海军航海军官的基本技能。学校续存期间共培养了五届学生，航海科毕业学生209名。

吴淞海军学校毕业文凭

然而，就在吴淞海军学校刚刚开办不过五年时间，却又像吴淞商船学校一样，于1920年匆匆“谢幕”，被撤销关闭了！十年之内，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史上连续关闭两所学校，这只能归结为民国初年的军阀势力混战纷争，导致全国政令不能统一，财政状况出现严重危机，不仅把中国拖入了黑暗困苦的境地，也使初见端倪的中国近代航海教育体系由“协调统一”转向了“分崩离析”的结果。

吴淞商船学校虽然关闭了，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却并没有停顿，航运界对于商船人才的需求仍然迫切。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一直通过各种机会和渠道呼吁复校，并组织了复校筹备处，由时任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1894—1981）任主任。凌鸿勋曾就读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大前身)土木科，与吴淞商船学校同出“南洋”一门。在南洋公学同学会1926年年会报告书中，他陈述了为复办吴淞商船学校所作的努力：“……吴淞商船学校交通部允拨开办费, 常年经费则须接洽航商分别协助。鄙人筹备至今尚少眉目, 而军队屯驻该校来去无常, 实为可虑。昔之船校植基南洋, 情感所系未能忽憩……”。

对于当时洋人操控中国航运大权，民族航运业备受碾压的状况，广大爱国从业者，特别是商船学校的校友们心有不甘，极力希望政府能够扭转局面，恢复吴淞商船学校。时任江苏水产学校航海主任的徐祖藩代表吴淞商船学校同学会, 曾联合肇兴轮船公司总船主陈干清等共八位船长联名写信给“英国庚款委员会”，要求从庚款中分拨一部分作补助经费，以尽快恢复吴淞商船学校。信上有这样的陈述：“中国滨海之区计达七省，珠江扬子贯通中原，海舶江轮鼓以千计。其中外船因条约关系，行驶内地者甚多，用人一项，船长船员多属外人担任，至于立要海岸引水，如长江口至上海，辽河口至牛庄，鸭绿江口至安东，大沽口至天津，以及青岛福州广州等处，亦盖属沿用外人。”

在这份呼吁书上留下的签名有：江苏水产学校航运主任沿海商轮船长徐祖藩，肇兴轮船公司总船主陈干清，美南商轮船长沈澄云，江靖商轮船长杨英，江大商轮船长蒋志成，德兴商轮船长郏鼎锡，固陵商轮船长徐斌，凤浦商轮船长李高淐等。这些人物都是中国近代航运业中的领袖级人物，且大都是吴淞商船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国暂时结束了大规模军阀混战的局面，形式上的统一推动了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复苏与发展。1929年交通部“鉴于海权旁落，各轮高级人员多用外人，为收回海权扩充海运及造就本国人才计”，同意恢复吴淞商船学校，委派殷汝耕、虞洽卿、夏孙鹏、赵铁桥、杨英、陈天骏、欧元怀、宋建勋、徐祖藩、沈际云、金月石等各界社会名流组成筹备委员会。经过半年时间筹备，于1929年9月11日在《申报》上刊登“交通部吴淞商船学校招生通告”。考试时间为9月28日、29日两天，地点在位于上海胶州路的大夏大学。10月4日，在《申报》发榜。这是复校后第一次录取的第一批学生，驾驶正科正取18人，预科正取40人，备取5人。

复办后的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这次复办后的学校正式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收回由军队占用的原“吴淞商船学校”校舍为校址，由国民政府每年划拨“船钞附捐”十万元作为该校经费。校长在时任交通部部长王伯群（1885—1944）担任，后转由1914年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驾驶科，后经考试取得国民政府交通部颁发的第一号船长证书的杨志雄代理。学校设驾驶和轮机两科，学制为四年，二年在校修业，二年登船实习。期满考试合格者毕业，由交通部颁发证书，可充任远洋及近海轮船的高级职务。学校的校训定为“忠信笃敬”，此外还制订了校歌、校旗、校徽等。在停办了十五年后，这所当时国内唯一的商船人才培育机构终于得以恢复开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抗日战争五的实力。抗战期间迁到大后方各地办学的大专院校纷纷复员。1943年并入重庆交大的商船专科学校师生也于1945年11月迁回上海。虽然迁回，但复校一事却迟迟未落实，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原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友和航运界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下，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在1946年2月决定恢复吴淞商船学校，定名为“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同时成立“复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会的规格很高，包括：交通部航政司司长高延梓（1895—1984）、招商局理事长刘鸿生（1888—1956）、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1903—1984）、原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杨志雄（1892—1971）、原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伍大名（1892—？）、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1893—1952）、汉口航政局局长王洸（1906—1979）、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周鸿经（1902—1957），以及周均时（1892—1949）等人。周君时任校长。

筹委会在上海乍浦路439号设立筹备处，后在杨志雄等人和有关方面的努力下，租得东长治路505号原“雷士德工学院”校舍作为学校校址，于当年8月1日迁入办公并开始招生工作。8月7日在《申报》刊登“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三十五年度招考新生”广告，实际上是宣布了第三次复校的实质性启动。复校准备工作至10月结束。10月14日，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正式开学。学指定为五年，三年在校，两年上船实习。

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徽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第三次复校后，国内政治局势不断发生变化。至1949年5月初，随着战事紧迫，大战在即，学校发给三年级学生“修业期满证书”，宣布停课。5月27日，上海解放。7月29日，军管会发布公告，正式接管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成立七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任命曾仲渊（1892—1972）为校务委员会主任，郑爵言为教务主任，姚启均兼秘书主任。与此同时，军管会高教处还将原“财政部关务署税务专门学校海事班”并入商船专科学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淞商船学校的历史随之翻开崭新的一页。1950年春夏之交，交通大学航业管理系和轮机工程系有部分学生要求在下一学期转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认为事关整个教育制度和系统问题，需要向华东教育部请示处理。华东教育部与交通部上海地区航务局研究此案过程中，认为交大航业管理与轮机工程系同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航海、轮机两系性质相近，两校分立不如集中人力物力合并办理，遂提议两校相同专业合并，成立新的航务学院。

上海航务学院时期老照片

同年7月25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对此提议进行认真研究后，原则同意关于统一航务教育的提议，并请全体教授和同学分别详细讨论。在统一意见的基础上，委派代表赴北京，向中央交通部请示意见。不久即获得交通部批准，并报经政务院核准。

合并成立“上海航务学院”获批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交通大学航业管理系各推定四人，上海航务局委派一人，于8月30日成立“建院协商委员会”，具体洽商、落实建院的有关事宜。9月4日，建院协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就校名、学院行政领导人选、师生宿舍分配、图书仪器移交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建议组建建院筹备委员会主持建校工作。

1950年9月12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和交通大学航业管理系正式合并，成立上海航务学院，原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于眉（1914－1980）担任首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四个月后，由黄逸峰接任。

从1952年开始，新中国对全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了统一调整，这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院系调整”。在这场涉及全国高校的教育体制改革运动中，上海航务学院也身在其中。根据全国统一调整计划，上海航务学院奉令于1953年北迁东北大连，与东北航海大学、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历史沿革并未因院系调整而彻底结束。鉴于上海在航运界的地位和航运人才培养的需要，交通部于1958年9月又决定在上海恢复航务学院建制，进而成立“上海海运学院”，专业与航务学院时期基本相同。

1959年7月，上海海运学院正式成立，首届招生83人，设一个海洋船舶驾驶班，两个轮机管理班，定校址于后来的浦东民生路。由于校区建设还未完成，1959年9月5日新生入学后，学校暂借外滩中山东一路17号和23号大楼的部分层面用于教学和办公，对学生采取准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穿着白色制服的学生排队在外滩晨跑，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上海海运学院第一幢教学大楼于当年10月在浦东的一片稻田里破土动工，全体师生员工参加工地劳动、一同建设校园。次年6月，四层教学大楼正式竣工。这一年秋天，上海海运学院正式开学。

1962年到1965年之间，交通部继续对全国各地的所属院校进行专业调整，航海类的专业调往大连海运学院，港口机械类专业调往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这两所学校的海运管理类、水运经济类专业调入上海海运学院。后又陆续设立了远洋运输业务、财会、外语等专业，直到“文革”前，上海海运学院实际上已转型成海运管理类的高校。恢复不久的上海高等航运教育，实现了第一次转型定位。

至此，新中国的高等航运教育形成了大连海运学院和上海海运学院两大基地。而这两所海运学院实际上同属一脉，都是源自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到了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大连海运学院于1994年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运学院于2009年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在办学定位上，大连海事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是被国际海事组织认定的世界上少数几所“享有国际盛誉”的海事院校之一；而上海海事大学则是是一所以航运、物流、海洋为特色，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和理学等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

虽然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在百余年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历经磨难，几度被毁，又几度复校，命运多舛，但又生生不息，充分显示了中国民族航运业的顽强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素质的缩影。“一脉二流，同源脉承”，就是对两所中国高等航运学府历史溯源的最准确总结。

回顾吴淞商船学校的前世今生，让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领略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21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中，“海洋”的地位和作用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我们也更加体会到当年唐文治“商船所至，海权所至”论断的高瞻远瞩，更加感怀一代代先贤为了发展中国民族航运事业所付出的心血与牺牲。没有他们当年的锲而不舍，坚忍不拔，就没有今天中国高等航运教育的坚实基础。对此，必须要有感怀之情，感恩之心！

上海海事大学校园内的纪念碑

然而在1990年代的某一个时期里，两所学校却为谁是“嫡传”，谁是“庶出”争得不可开交，令人诧异。想当初，在极“左”盛行的年代里，具有悠久历史的所有学校，都拼命批判自己的“老祖宗”，切割与历史的联系。而到了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年代，又都将“历史”当作标榜自己的“卖点”，绞尽脑汁寻找与历史的点滴“关系”。其实，这种看似滑稽的场面无异于文化倒退，是十足的“辱没祖宗、斯文扫地”！任何只称自己是“嫡传”的无端争论，各种舆论“互殴”都是极其狭隘的“小儿科”，是一种为了提高自己所谓的“身价”而罔顾、戏弄历史的愚昧举动，理应受到历史的鄙弃，其始作俑者更应该在中国航运事业开拓者的不朽事迹面前感到羞愧！

航海之人应有大海的胸怀，中国海事之人更要有全球的视野，爱国的操守，历史的情愫！可喜的是，如今的上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正在共同发扬“吴淞商船精神”，为中国的航运事业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海事人才，而这才是中国海洋事业应该秉承的精神和坚持走下去的大道正途！

这正是：

昔日郑和下西洋，

四方送福华威扬；

国运渐落世道舛，

洋务师夷欲图强。

航运起步在招商，

吴淞办学育才忙；

帆樯如林今奋起，

海权在握创辉煌！